当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一半，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整体增加值比重）为44.7%，约是工业的两倍、农业的四倍。可以说，服务业数字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国民经济数字化的整体进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来源。在服务业数字化进程中，大量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与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这就需要我们针对性地优化服务业数字化的营商环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的优劣已经成为当前衡量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软实力的象征，营商环境的优劣也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建设内容也在与时俱进。以往，优化营商环境主要聚焦于工商注册环节，全国各地在“开办企业成本、程序和时间”指标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发展和制度体系建设，我国已经在线下监管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随之出现的新问题就是，进一步将营商环境建设从线下市场延伸覆盖到线上市场。但传统线下监管方式并不完全适用于线上，故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方法照搬到线上。例如，一些传统的监管是基于固定场所的（如产业目录审核、消防验收等），而线上经济活动未必有具体的经营场所，即便有一定的场所，也往往是流动的、可变的。
服务业对良好营商环境的依赖度更高
近十年来，我国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建设以及经验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市场主体对于营商环境具有天然的依赖度，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也是维护企业家信心、刺激消费需求、拉动投资增长的基础所在。
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助于拉动居民消费。交易费用也被称为交易成本，指的是在完成交易前后，交易双方在运用市场价格机制时所产生的成本。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消费前所付出的信息搜寻成本、消费中所付出的价格协商成本，以及在完成交易之后所付出的事后监督成本，都可以因为营商环境的改善而得到有效节约。
另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激发企业改善投资结构，从而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宽松的监管环境、完善的新兴技术以及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可以大大刺激生产者信心，为打造更为良性、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创新环境提供强制性的制度保障，会进一步节约生产者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从而刺激投资新业态新模式等不确定性较强的领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优化营商环境还可以通过有效发挥规模效应优势，从而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和企业投资结构升级。
在营商环境总体改善的同时，服务业发展环境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亟待在体制机制上作出突破。特别是服务业经营内容标准化欠缺，质量难以界定。
服务消费的产品一般是不可以从实体上被感知到的，即便是同一种服务由同一个人提供，也会因为接受服务个体的不同而回馈不同的服务感受。并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时间以及约束条件下所提供的服务水准也可能有所差异。
消费者对于服务质量的评价也并不是由服务结果完全决定的。譬如月嫂、育儿嫂、老人护理、残疾人护理等家政服务，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较大。不同的行为习惯、传统差异、知识认知以及个性化都会引起服务质量感知的差异。
这类服务消费市场也是最容易引发买卖双方纠纷的市场之一，而相对完善的营商环境则会为事前识别、交易过程以及化解纠纷等提供保障。譬如通过线上平台所建立起的强制性规范，可以确保交易双方的效率以及合规性，并可以在产生交易矛盾时有效化解冲突、减少福利损耗，也可以确保服务供给方的资格审查力度、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的完善程度。
申言之，服务业经营过程和消费产品由于具有无形的特征，其对于数字技术、大数据信息以及营商环境的依赖度往往更高。
数字营商环境的打造
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当前，服务业数字化进程领先于工业和农业，取得显著成效，但也未能较好解决服务业营商环境的老问题（如标准化低），并因数字化而引入了一些新问题（如直播价格监管和未成年人打赏）。这就需要同步推进营商环境数字化建设，通过数字营商环境来解决新旧问题。具体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的体现：
第一，数字化平台中所推行的经营评分体系可以有效规范服务质量。服务消费的数字化特征日益加速，居民在进行服务消费支出时往往更依赖线上平台。
众多服务类别中有一些必须通过线下门店完成消费过程，诸如餐饮服务、医疗服务等场所相对固定，通过线上平台的评分机制可以帮助消费者更为直观地认识到商家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以节约交易的事前成本。
而由于提供服务消费的商家往往都面临着经营场所不固定、虚拟资产无抵押等问题，诸如中介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往往比一般性消费更依赖消费声誉，相对完善的数字营商环境则可以成为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制度层面的保障，增加商家违约成本，节约交易的事中与事后成本。
第二，数字生态中的平台竞争会打造出促进服务消费提升的良性机制。
第三方平台本身并不承担产品的生产，却可以成为促成多方供求关系的加速器与孵化床，各类平台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商家寻找到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譬如近年来几大打车平台之间的竞争（滴滴打车、高德打车、曹操专车等）通过不同的业态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大更广的选择权以及节约交易成本的空间，但是规范平台之间的良性竞争机制则需要对数字营商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平台内部的竞争会放大声誉价值在经营中的重要程度，有利于消费者节约事前交易成本。
对于不少数字化营商平台而言，评分更高、商品质量更有保障、消费者回头率更高的商家往往会由算法驱动而得到更广的推动渠道以及更大的曝光量。
第三，数字营商环境下，智能技术的高度应用会进一步优化服务质量。数字信息化技术为服务消费领域带来了高度智能化机遇，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与应用也为服务消费的供求双方进一步拓展出了效率提升的空间。产业数智化也会进一步带动家庭消费升级。
在当前的数字营商环境下，商家所提供服务的宣传推销、定价、人员派遣、物流快递、研发等部分功能都由第三方平台等承担，这些环节可以因此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对消费者而言，大数据算法下服务消费的推荐会使得消费选择的时间和成本得到大大节约，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会进一步提升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对接精准程度，这对于双边市场而言都是一种效率优化。
第四，数字营商环境会大大推进营商环境的透明度。数字营商环境可以突破时空限制，进一步优化政府办事效率，实现对于市场主体的精准治理以及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升级。
数字营商环境带来的透明度提升可以直接优化营商环境绩效，譬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建立起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网站，提供在线服务，第一时间发布政务信息、主动对市场主体进行回应。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多数跨国公司而言，决策者往往将契约密集度更高的生产环节投放于营商环境更优化、政务环境更透明化、市场环境更具效率的国家和地区，而服务消费相对于实物消费，契约密集度更高，对于营商环境透明度的依赖性也会更高。
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优质的政务环境，各类新兴数字技术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破除部门间、市场主体之间、地区之间的信息壁垒，从而节约制度性交易成本、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而实现有效优化营商环境、拉动消费增长，尤其是服务消费的增长。
（刘诚，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